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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了高希均教授的追思會，賴總統親自到場，頒授國家褒揚令。
高教授的貢獻，有目共睹。他的離世，是台灣這個國家的損失。
我坐在台下，看著他的紀錄片。畫面裡的他，一字一句講著他對這個社會的建言，聲音鏗鏘有力，眼神清亮。
我的眼淚就那樣一直流下來，止都止不住。
那些話像海浪一樣，一波一波拍打著我的心。
高希均教授在 2026 年 8 月 6 日辭世，享耆壽 90 歲。而在他離開的三個月前，他才剛完成那本近 700 頁的《高希均回憶錄》。
他做著自己最喜歡的事，一路做到人生的最後一刻。追思會結束後，我坐在位子上久久不能自已。
有很多年輕的讀者，可能只是模糊地知道「天下文化」這四個字，卻不太清楚創辦這家出版社的人，究竟用什麼樣的方式活過這一生。
更重要的是，去明白他對台灣做出何等貢獻。
他的故事值得再被完整地訴說。
▌一張單程機票
要認識高教授，得先從一張機票開始講起。
他 1936 年出生於南京，出生的第二年就爆發了中日戰爭。就在日軍占領南京的前三個月，高家舉家遷居蘇州，躲過了南京大屠殺。
他在回憶錄裡寫下：「每當想到自己與南京大屠殺擦身而過，除了感嘆生命的無常，也讓我成為一個終身的反戰者與和平倡議者。」
1949 年，他隨著家人來到台灣，在眷村裡長大。少年時代的他，常常站在公布欄前把報紙讀完，回家再向父親「口述新聞」。
1959 年，23 歲的他申請到了美國的入學許可與獎學金。不過，那張飛往美國的單程機票要價兩萬四千元，家裡拿不出來（這金額在當時可是天價）。
當時擔任少校的父親，決定立刻申請退休，一次領出一萬八千元的退休金。
但，這筆錢還是遠遠不夠，全家又四處借貸、去標會，才硬生生湊足了那個數字。
而那筆錢，只夠買一張單程機票。
家人到機場送行的時候，他形容那個場面彷彿「生離死別」，因為這一去，此生可能無法再見。
多年以後，在新書發表會上談起這一段往事，90 歲的他還是一度哽咽。
我常常在腦中想像那個畫面。一個家庭把所有的積蓄、所有的人情、所有能借到的東西，全部換成了一張紙。
那張紙上只有一個座位，只能送一個人出去，而且沒有回程。
那張機票裡裝的，是一整個家庭把全部希望押在「教育」這兩個字上面的孤注一擲。
他也是從那一刻起領悟到：「讀書，就是自救之道。」
到了美國，第一次考試他就拿了 98 分，老師當眾宣布「拿最高分的是 Charles Kao」。他自己笑說從此虛榮心大起，立誓絕對不能拿第二名。
1964 年，他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學的經濟發展博士，隨後進入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七年後升任正教授，接著拿下威斯康辛大學傑出教授獎，也曾經當選美國傑出教育家。
故事講到這裡，其實已經夠精彩了，對吧？
一個買不起機票的眷村孩子，變成美國大學裡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這是一個很完整、很勵志、可以就此收尾的成功故事。
但是，高教授沒有停在這裡。他人生的火炬，才正要開始燃燒。
▌他把票根換成了一支火炬
1977 年，他在《聯合報》發表了那篇轟動大街小巷的文章〈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這篇文章的起點，是當時的總編輯張作錦向他邀稿。
他把經濟學家 Milton Friedman 的觀念引進台灣，提醒所有人：「資源分配與社會福利的背後，都必須付出成本與代價，絕對沒有不勞而獲這回事。」
這句話後來變成一整個世代的常識。他在《聯合報》上發表過的文章累積超過 300 篇。他曾經說，自己所有的經濟核心思維，都是環繞著「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這個理念展開的。
我一直覺得，這篇文章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在於寫它的人當時人在美國，他有終身職、有傑出教授獎、有安穩的學術生活。他大可以只寫英文論述，安安靜靜地把日子過完。
可是，他卻選擇把最先進的觀念，一篇一篇搬回這座島上。
在追思會現場，我聽到他描述自己意識到那股「使命召喚」的過程。
李國鼎邀請他回台灣幫忙，給政府經濟與政策上的建議，他一次又一次地飛回來。
到後來他才真正明白，自己這輩子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帶回台灣，也就是他說的「傳播進步的觀念」。
於是在 1980 年代，他和王力行、張作錦一起，創辦了《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你看這個時間點：他人還在美國教書，還沒退休。這些事情是他在太平洋兩端來回奔波的狀態下做起來的。
他自己回憶的時候還開玩笑，說 1980 年代很流行一句話：「要害一個人，就叫他辦雜誌！」
而真正讓我久久無法平復的，是 1998 年的那個決定。
那一年，他結束了在美國長達 34 年的教職生涯。台大前校長孫震透露，他當時把房子和退休金全部捐給了學校，「裸退」回到台灣。
他這樣描述那棟房子：「占地兩畝，有一片小森林，鹿、松鼠和野兔會在裡面出沒，沿著下坡走下去就能看見清澈見底的密西西比河支流，可以泛舟釣魚。」
而他把這棟房子捐了出去。
威斯康辛大學為了這筆捐贈，特別辦了一場盛大的餐會表揚他，全家和國內外好友都出席了。那棟房子後來成為學校的國際交流用途。
一張單程機票把他送出去，34 年後，他把整個家當捐掉，兩手空空地飛回來。
聽到這段故事，我心裡有一個畫面久久揮之不去。
機票，還有火炬。
機票是一次性的。它昂貴，它稀缺，只能送一個人，用掉就沒了，票根留在手上什麼也不是。一個家庭傾家蕩產，也只買得起一張。
火炬完全相反。有人從你這裡引走一點火，你的光芒一點都不會減少，可是他手上卻多出了一團全新的火。
就像美國開國元勳 Thomas Jefferson 曾講過的一個道理：「從我這裡接收一個想法的人，自己得到了啟發，而我並沒有因此減損；就像有人用我的燭火點燃了他的蠟燭，他得到了光，我卻不會因此變暗。」
高教授這一生做的事情，就是把那張只能用一次的單程機票，換成了一支可以無限傳遞下去的火炬。
從 1990 年代開始，他首創邀請國際級的大師來台灣出書、演講。
競爭力大師 Michael Porter、英國管理學大師 Charles Handy、學習型組織專家 Peter Senge、軟實力之父 Joseph Nye、《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Thomas Friedman、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一個接著一個來到台灣。
他帶領天下文化出版了超過 5000 種著作。
當年家人傾盡家產替他買機票，而他後來替整個台灣社會買了無數張邀請國際大師的機票。
他讓台灣的讀者不必飛出去，就能站在世界思想的第一線。
他把這個理念縮成一句話：「閱讀能救一個人，觀念可以改變一個國家。」
▌他兒子說，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追思會的最後，高教授的兒子上台。他說父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這份富有來自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他知道自己的目的與使命。
他認真地接受教育，然後再去教育他人、教育整個社會。
他兒子說，父親是一位傑出的 educator，也是一位 reformer，一個重新塑造文化與思想的人。
因為有他，台灣才能更有效率地接觸到那些先進的觀念。
也因為他持續不斷地邀請國際學者與重量級人物前來交流，這座島嶼在思想上的改變，其實已經很難用任何方式衡量了。
第二件，是他有一種非比尋常的喜悅。
他永遠那麼輕快、那麼有活力。我在 93 巷人文空間遇到他本人的時候，他總是很爽朗地打招呼，聲音非常清晰爽朗。
重點在於，他是真的熱愛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工作本身就是他喜悅的來源。
他大概到了四、五十歲才開始中年創業，帶著《遠見》和天下文化一路往前，一直做到 90 歲。
這中間他懂得照顧自己的身體，也懂得喜悅待人。
第三件，是一種源自於內在的謙虛。
他對炫耀財富非常反感。他兒子說，父親很清楚自己的弱點與脆弱，而他就是靠著好好活出自己的生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從追思會回來之後，我馬上讀天下文化為他編輯的那本《書生報國》，把所有人對他的評價讀完了。
邊讀邊覺得內心澎湃，好幾次起了雞皮疙瘩，最後，不禁眼眶泛紅。
書裡有很多我認識的前輩，都給了他極高的讚賞，並且表達深深的感激。
還有一段，是我在書裡讀到之後，感到一股深深的共鳴，並仰天長嘆。
他的兒子原本讀的是醫學系，準備當醫生，後來卻告訴高教授，自己想改行去當牧師。
當時他兒子心裡非常忐忑不安。而高教授給出的回應，是支持、鼓勵與理解。
讓我用自己的經驗來說明，為什麼這一段對我的衝擊這麼大。
要放下一條眾人稱羨的跑道，轉向一個心之所向的地方，那背後有多少恐懼，我完全感同身受。
我當年離開台積電的時候，身邊幾乎所有人都覺得這個決定太冒險。而一個父親能夠在那個時刻，選擇站在孩子這一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教養。
他自己也講過，「分享」這件事不一定要有錢才能做：「給予」是不拘形式的，沒有錢，也可以分享同情心、友情和親情。
▌我曾經許下一個很任性的願望
講到這裡，我想說一個關於我成為作家的小故事。
當我開始寫作、開始有一點點知名度之後，陸陸續續有很多出版社來邀請我出書。
那時候我心裡有一個很任性、也不太敢跟別人講的願望：「如果不能在天下文化出書，那我寧可不出書。」
為什麼是天下文化？因為他們出版了很多我超愛的書。
像是《與成功有約》、《人類大歷史》、《漫步華爾街》、《賈伯斯傳》，還有太多、太多的好書。
所以，我推掉了很多來自其他出版社的的寫書邀約。
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繼續寫，繼續用作品證明自己，希望有一天能夠被看見，能夠跟我心中最嚮往的那家出版社合作。
讓我喜出望外的是，這件事情後來真的成真了。
我和天下文化合作出版了第一本書《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三年後又出版了第二本《情境智慧》，現在第三本也正在進行中。
天下文化對我來說，一直像是書籍世界裡某種崇高的殿堂。能夠參與其中，能夠有自己的一部著作放在那裡，我到現在都覺得無比榮幸。
而我一直到那天坐在追思會現場，才真正明白這座殿堂是誰蓋的，又是用什麼方式蓋起來的。
是一個把房子和退休金全部都捐出去的人蓋的。是一個明明可以在密西西比河支流旁邊釣魚養老的人蓋的。
但這個人沒有選擇安逸，他選擇用餘生蓋起一座傳遞進步思想的殿堂。
推廣閱讀、傳播進步的思想，我本來以為自己已經很盡力在做了。
可是看著這樣一位大前輩在前面示範、在前面親身實踐了半個世紀，我才發現那是我遠遠追不上的高度。
高教授就像一座雄偉挺拔的高山，只要我們心裡有高教授，就永遠有更進步的空間。
不要自滿，不要害怕，要有勇氣，同時又要虛懷若谷。
▌我是書生，為書而生
他在現場留下的那句話，我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他說：「我是書生，為書而生。平生最終極的追求就是和平與幸福。」
高教授一生留下太多讓人朗朗上口的語錄。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錯誤的決策比貪汙更可怕」、「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用書櫃代替酒櫃」、「溫暖的心、冷靜的腦」、「人做對，事就做對」、「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如果要我從裡面挑出對我影響最深的三句，我會挑這三句。
一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這句話講的是，所有你想要的東西，背後都有一份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他一生思想的原點，也是他從那張單程機票裡學到的第一課。
二是「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
他期許的「一流」跟富貴無關，他真正的終極關懷，始終是這個國家。他讓閱讀從個人的興趣，變成一種公民的責任。
一個人讀好書，會長成更好的自己。一群人讀好書，整個社會的水準就會跟著往上走。
三是「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這句話從一個與南京大屠殺擦身而過的孩子口中說出來，重量完全不同。他在回憶錄裡說，沒有任何事情會比「和平」更重要。
從「白吃的午餐」走到「和平幸福」，這是一位知識分子走了 90 年才走完的弧線。
遠見天下文化在他離開的那天說，他是「書生報國的典範，君子領導的楷模」。我覺得這八個字，他真的是實至名歸。
▌我們是接下火炬的人
對我來說，高教授就像是一座高山。
有這座山在那裡，我就不會迷失方向。抬頭一看就知道自己在哪裡，也知道自己還差多遠。
我很清楚，我這輩子可能連他萬分之一的成就都達不到。
而且說老實話，我前面寫的這些讚美，其實都遠遠捕捉不到我心裡真實的情感，只怪我的文字功夫力有未逮。
不過我也慢慢想通了一件事。
這條推廣閱讀、傳播進步思想的路雖然辛苦，但是路上會有志同道合的知音，我並不孤單。
只要火還在傳，我們每一個人身上能夠發揮出來的潛力，可能會是原本的數百倍、數千倍。
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說：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光走出了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