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17, 2026

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

 ⭕️6月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全文閱讀: https://teruo-nakamura-y0b33sm.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979年6月15日,被稱為「最後的皇軍」的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因肺癌病逝於臺北,享年59歲。


然而,比起他的死亡,更令人難忘的是他那段橫跨三十餘年的孤獨人生。

中村輝夫原是臺東都蘭的阿美族青年,原名史尼育唔(Suniuo,音譯),日本統治時期改名為中村輝夫。1942年,26歲的他以高砂義勇隊成員身分被徵召前往印尼摩羅泰島(Morotai)服役。


1944年9月,同盟國軍登陸摩羅泰島。激烈戰鬥中,日軍節節敗退,史尼育唔與部隊失去聯繫。當時他身上的全部家當,只有兩枝三八式步槍、數十發子彈、一頂鋼盔、一把軍刀、一個鋁鍋、一面鏡子與少量日用品。


由於遍尋不著他的下落,日軍於1944年11月將他列入「光榮戰死」名單。

然而,他並沒有死。他獨自一人在熱帶叢林中活了下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在摩羅泰島深山裡的史尼育唔,完全不知道這個消息。


對他而言,戰爭從未結束。他始終相信帝國仍在戰鬥,而自己仍肩負軍人的使命。


於是,他在叢林裡搭建竹屋,利用鏡子反射陽光取火,保存火種;採集野果、狩獵野獸、耕種作物維生。為了避免暴露行蹤,他刻意遠離村落,過著近乎魯賓遜漂流記般的生活。


一年過去。十年過去。二十年過去。三十年過去。


世界經歷了聯合國成立、冷戰開始、人類登陸月球、臺灣經濟起飛,而他依然停留在1944年的戰場裡。


直到1974年底,摩羅泰島居民向印尼政府通報,島上出現一名疑似「野人」的神秘人物。經過30多個小時搜尋,搜索隊終於在叢林深處發現正在劈柴的史尼育唔。消息震驚國際。


日本派遣代表前往現場,但他起初並不相信。直到昔日長官親自前來,向他宣讀日本投降的事實,告訴他戰爭早已結束,他才放下武器。


臺灣當時已經不是由日本政府統治,日本駐印尼大使館面對這樣的情況,中村輝夫應該送回日本還是臺灣?尊重中村輝夫的選擇,1975年1月8日,他離開生活三十多年的叢林,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臺灣。然而,回家並不代表真正找到歸屬。身為殖民地出身的臺灣原住民,中村輝夫的身份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他的遭遇成為戰後殖民歷史與身份認同問題的重要案例。


他的故事讓人不禁思考:究竟是什麼力量,能讓一個人在叢林裡獨自活過三十一年?


是忠誠?是責任感?是求生意志?還是戰爭留下的巨大的創傷症候群?


中村輝夫的一生,某種程度上也是臺灣近代歷史的縮影。


他是阿美族人,卻被編入日本皇軍;他為帝國作戰,卻在戰後失去了帝國;他回到臺灣,卻發現故鄉早已不是離開時的模樣。


他的生命提醒我們,戰爭結束並不等於傷痕消失。砲火停止之後,仍有人被困在記憶之中;和平來臨之後,仍有人需要漫長歲月才能走出歷史的陰影。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中村輝夫的故事也像是一則寓言。


有時候,人會被困在過去的恐懼、創傷或使命感之中,以致無法相信新的消息已經來到。就像他始終相信戰爭尚未結束一樣,我們也可能長久活在仇恨、失敗、罪咎或絕望之中。


然而,福音的信息正是宣告:戰爭已經結束了。


仇恨不再是最後的答案,死亡不再是最後的結局。基督已經帶來和好的道路。


願中村輝夫的故事提醒我們珍惜和平,也記得那些被歷史遺忘的人。


因為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而是每一個人的尊嚴都被看見,每一段受傷的生命都能重新找到歸屬。


1979年6月15日,中村輝夫(史尼育唔、李光輝)離世,享年59歲。但他的故事,仍然提醒著世人:戰爭的代價,遠比戰場上的勝負更加深遠。


圖:2010年印尼北摩鹿加省(Provinsi Maluku Utara)摩洛泰島居民為中村輝夫樹立銅像紀念這段歷史。

被丟掉的熔爐

 


「据说」這篇文章是一位前台積電員工的心聲:


《 被丟掉的熔爐 》


(The Furnace That Was 

  Thrown Away )


歷史有時候很像莎士比亞悲劇。


不是因為壞人太壞,而是因為強者往往在最得意的時候,親手丟掉了真正重要的東西。


過去三十年,美國其實不是不懂半導體製造的重要性。而是整個時代,都在追求另ㄧ種信仰:


- 資產輕量化  (asset-light)

- 金融效率  (financial efficiency)

- 季度獲利  (quarterly earnings)

- 全球外包  (global outsourcing)


在那個年代,fab 並不性感。

晶圓廠代表的是:


- 高資本支出  (high capital expenditure)

- 緩慢回收  (slow return cycle)

- 麻煩的人力管理  (labor-intensive discipline)

- 永無止境的故障排除   (endless troubleshooting)


而華爾街最討厭「慢」。


於是很多人開始認為:

真正高級的文明,應該只留下:


- IP

- software

- architecture

- finance


至於製造,則像中世紀的鐵匠鋪,煙霧瀰漫、效率低落、不夠優雅。

於是熔爐被搬走了。


台灣沒有偷走它(Taiwan Did Not Steal It)


這也是整件事最荒謬的地方。


因為台灣真正做的,從來不是「偷」。而是:


撿。


撿起那些別人

嫌累、

嫌苦、

嫌不賺錢、

甚至嫌「不夠高級」的東西。


像回收場裡的工匠,默默把別人丟掉的金屬重新熔煉。


 (台灣沒有偷走半導體產業,它只是把別人丟掉的東西, 撿了起來)


真正懂 fab 的人都知道:


半導體最難的,從來不是 blueprint。而是那些寫不進文件的東西:


- yield instinct

- process memory

- integration discipline

- supplier coordination

- troubleshooting reflex


這些東西,不是靠簡報長出來的。而是無數工程師在凌晨三點:


盯著 defect map

看著 SPC chart

聞著 chemical smell

反覆拆 chamber

ㄧ次次追查 particle source


慢慢磨出來的。


美國留下了專利,台灣留下了大夜班。

這其實是 AI 時代最大的黑色幽默。


過去很多人認為:製造只是低附加價值

真正高價值的,應該是:


- design

- branding

- finance

- software leverage


但 AI 時代突然讓全世界發現:真正困難的,不是畫出晶片。

而是:誰能穩定地把數百億電晶體、HBM、先進封裝、散熱、材料、供應鏈、良率,同時整合起來。


於是那些曾被視為「苦工」的東西,突然變成戰略核心(strategic core)。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美國,開始不斷談論:


- CHIPS Act

-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 strategic dependency

- industrial sovereignty


因為問題早已不是:

「誰偷走了產業?」


而是:

「誰沒有讓熔爐熄滅?」)


帝國真正的悲劇:


莎士比亞最深刻的地方,從來不是暴君。而是:


那些曾經強大的王國,總在最繁華的時候,開始厭倦自己的基礎。


就像《李爾王》(King Lear)裡,老國王親手把王國分出去後,才突然發現自己失去了真正的力量。

今天很多政治語言,其實也帶著這種味道。


當有人說:


「Taiwan stole our chip  industry」


真正讓人感到悲哀的,不是憤怒。

而是那句話背後透露出的:集體工業失憶。(collective industrial amnesia。)


因為真正的歷史比較像:美國親手把熔爐丟進海裡,然後另ㄧ群人,默默把它撈了起來。

再花三十年,把它重新煉成黃金。


所以照片裡一位老工程師的微笑真正有意思的,不是文字。而是那種神情。那不是勝利者的狂笑。

比較像ㄧ位老工程師,看著昔日的貴族突然開始高談鋼鐵的重要性時,露出的淡淡苦笑。


因為真正參與過工業文明的人都知道:


文明從來不屬於那些最會演講的人。


而屬於那些願意在別人

嫌髒、

嫌累、

嫌麻煩時,


仍然默默守著熔爐的人。

一個失去一切的女人,如何在黑暗中找到存活的理由

 她從總統到階下囚,在牢裡吃了五年泡麵

一個失去一切的女人,如何在黑暗中找到存活的理由


我始終覺得,這世界上有些女人的韌性,是男人完全無法想像的。

朴槿惠就是那種人。你去看她的人生軌跡,簡直像是在看一部韓劇,還是那種編劇不敢寫的極致狗血——但最可怕的是,這全都是真的。

22歲那年,她媽媽陸英修在光復節慶典上被刺殺。兇手本來是要殺她爸朴正熙的,結果子彈偏了,媽媽腦袋中彈,當場倒下。

朴槿惠當時還在法國留學,趕回來連最後一面都沒見到。

葬禮結束第6天,她就頂上了「第一夫人」的位置,開始替她爸接待外賓、處理政務。

你想想看,22歲,我們在幹嘛?可能還在煩惱期末考或跟男朋友鬧彆扭。她在幹嘛?她在青瓦臺接待各國使節,學習怎麼做一個國家的女主人。

她在日記裡寫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我決定,完全割捨下擁有灑脫生活、為個人而活的夢想。」

這句話,基本上預告了她接下來六十年的人生。


「冰公主」這個稱號,從來不是讚美

韓國人叫朴槿惠「冰公主」,表面上是說她冷靜、優雅、不動聲色。但實際上,這個稱號背後藏著一個女人把所有的情緒都凍結起來的殘酷。

媽媽死後5年,1979年,她爸朴正熙也被殺了。情報部長金載圭在吃飯的時候直接拔槍,砰砰兩聲,韓國在位最久的總統就這樣倒在血泊裡。那年朴槿惠27歲,從此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

她帶著弟弟妹妹離開青瓦臺,行李只有六個箱子。外面等著的,不是同情,而是憤怒的民眾——因為她爸是獨裁者,很多人恨不得把朴家碎屍萬段。

最慘的是,連她爸昔日的舊部都對她避之不及。那種眾叛親離的感覺,你體會過嗎?

朴槿惠選擇了隱居,一躲就是18年。在這18年裡,她讀了很多書,其中最重要的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她說這本書是她「生命的燈塔」,在最困難的時期讓她重新找回內心的平靜。

但你以為她真的平靜嗎?

她在1992年的日記裡寫:「如果要再繼續過這樣的生活,我寧願選擇死亡。」

這才是真的絕望。


一個沒有愛情、沒有婚姻、沒有孩子的女人

很多人好奇朴槿惠為什麼終身未婚。她年輕的時候其實有過戀愛,傳聞西江大學時期和一位叫李石基的男生交往過,但她爸反對,後來就分了。李石基後來成為學運領袖,還當了國會議員。

她也曾說過,如果媽媽還在,她可能20多歲就結婚了。但媽媽走了,她成了第一夫人,婚事就這樣耽擱了。後來她又遇上一個部長的兒子,兩人論及婚嫁,結果她爸被刺殺,對方家庭立刻疏遠了她。

幾次感情挫折之後,朴槿惠對人際關係徹底失去了信任。她後來乾脆宣佈自己「嫁給了國家」,一輩子不結婚、不生子。

她妹妹朴槿令結了兩次婚,都沒有好下場。弟弟朴志晚也經歷過人生低潮,還曾經吸毒。朴槿惠看著身邊人的婚姻一個個破碎,大概更加堅定了獨身的決定。

有個很有意思的細節:朴槿惠從小愛看《三國演義》,她的「初戀情人」竟然是趙子龍。她說趙雲白衣銀鎧、英姿颯爽的模樣,就是她心目中理想伴侶的樣子。你看,一個掌握過國家最高權力的女人,心裡的白馬王子竟然是一個千年前的中國武將。這種浪漫,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她這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真正讓她心動的男人。

或者說,她早就把心動的能力,連同情緒一起凍結了。


從地獄爬回來的女人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經濟瀕臨崩潰。45歲的朴槿惠決定重返政壇,加入了保守派的大國家黨。

她的競選口號很樸素:「為完成父親未完成的事業盡一點力。」結果以壓倒性優勢當選國會議員。此後連續5次當選,被稱為「選舉女王」。

2004年她當上大國家黨黨魁,帶領這個瀕臨崩解的政黨走出危機。2006年,她在首爾為市長候選人助選的時候,突然衝出一名男子,拿著美工刀往她臉上劃了一刀。

這一刀,從耳朵劃到下巴,長達11公分,深1到3公分,縫了17針。醫生說再差一點點,面部神經就會受損,她就毀容了。

你知道她當下做了什麼嗎?她用手捂住傷口,竟然還想繼續演講。旁邊的人嚇壞了,趕緊把她送醫院。躺在手術臺上的時候,她突然想起被刺殺的父母。

這個女人,一輩子都在經歷「刺殺」這件事。父母被刺殺,自己差點被刺殺。她後來說:「那是我這輩子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但即使是這樣,她也沒有退縮。傷口還沒完全癒合,她又出現在公眾場合,臉上纏著紗布繼續演講。這種韌性,這種狠勁,你不得不服。

2007年她第一次競選總統,黨內初選輸給了李明博。但她沒放棄,5年後,2012年,60歲的樸槿惠終於當選韓國第18任總統,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她站在就職典禮上的那一刻,很多人哭了。一個無父無母、沒有丈夫沒有孩子的女人,憑著自己的意志,爬上了國家的最高位置。

但命運最殘酷的地方就在於,它給你的禮物,往往都標好了價格。


那個把總統推下懸崖的「閨蜜」

2016年10月,韓國JTBC電視臺的一則新聞,徹底改變了朴槿惠的命運。

記者在崔順實遺落的一臺平板電腦裡,發現了幾十份總統演講稿,而且都被崔順實修改過。問題是,崔順實這個人,沒有任何官方職務,她就是朴槿惠的閨蜜——或者說,是她精神上的依賴。

崔順實的爸爸崔太敏是個宗教人士,自稱能和朴槿惠死去的媽媽溝通。在朴槿惠最脆弱的時候,崔太敏出現了,填補了她內心的空洞。崔太敏死後,他的女兒崔順實接手了這段關係,成為朴槿惠最信任的人。

但這份信任,最終毀了朴槿惠。

調查發現,崔順實利用和總統的關係,干預國政、修改演講稿、安排人事,甚至藉機斂財。她還為自己的女兒鄭維羅謀取利益,包括讓三星送她名馬、靠特權進入梨花女子大學。

訊息曝光後,韓國人徹底怒了。光化門廣場每週六晚上都擠滿了人,最多的一次超過200萬人——創下韓國歷史上最大規模集會紀錄。人們高喊「朴槿惠下臺」,手舉蠟燭,從秋天一直抗議到冬天。

2016年12月9日,國會透過彈劾案。2017年3月10日,憲法法院以8比0全票透過,朴槿惠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被彈劾下臺的總統。

你知道最諷刺的是什麼嗎?當年把她送進監獄的主導檢察官,叫尹錫悅。而這個尹錫悅,後來當了韓國總統——然後2024年自己也因為宣佈戒嚴被彈劾了。

韓國政壇,真是一個神奇的輪迴。


在牢裡的1736天:一個前總統的求生記

朴槿惠入獄那天,凌晨自己拆散頭髮、卸掉妝容,默默讓警察戴上手銬。她沒有哭,沒有抗議,就這樣走進了首爾拘留所。

她被關在一個不到12坪的單人牢房,左右兩邊的牢房故意空置,她無法跟其他犯人接觸,洗澡和放風都單獨安排。7名女獄警輪三班,24小時監視她,每15到20分鐘推門檢查一次。燈光整夜不熄,她說一年多幾乎沒睡過安穩覺。

但真正折磨她的,不是監視,是吃飯和寒冷。

韓國看守所的飯菜重鹽重辣,大醬湯、泡菜、辣炒肉。朴槿惠從小腸胃虛弱,吃慣清淡的,根本無法下嚥。她只能用水沖洗掉配菜上的鹽分,勉強吃幾口白飯。後來實在餓到不行,開始吃泡麵——她說她以前幾乎沒碰過泡麵,在牢裡卻成了主食。

五年的牢獄生活,她從55公斤瘦到40公斤,掉了超過15斤。牙齒幾乎全部脫落,只能喝粥。肩袖肌腱撕裂、膝蓋發炎、腰椎突出,多次申請手術被拒。冬天更慘,牢房在走廊最盡頭,窗戶漏風,地暖不足,薄被子根本擋不住寒意。她凌晨兩三點被凍醒,蜷縮在床上睜眼等天亮。

最荒謬的是,房間裡最初連一把椅子都沒有。她只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腰椎舊疾加劇。律師查資料發現,前總統金大中入獄時是有椅子的,就這樣反覆交涉,好幾個月後才批下來一把正式的椅子。

但她還是活下來了。

每天早上五點半,看守所圍牆外會傳來支持者的聲音:「朴總統,早安!」她說每次聽到這個聲音,就覺得自己不是孤軍奮戰。

她在獄中收到了將近8萬封信。幾乎不見親屬,連弟弟都很少來探視,但每封信她都認真閱讀、寫回信。她還反覆讀父親生前喜愛的《德川家康》,從書中人物的隱忍與崛起中尋找精神共鳴。2020年,她在獄中出版了一本書信集,一上市就斷貨。2024年,她的回憶錄《穿過黑暗走向未來》出版,首週銷量突破十萬冊。

一個女人,即使失去了一切——自由、權力、健康、尊嚴——她還是找到了活下去的方式。

這就是韌性。不是那種喊口號的堅強,是把你打到最底,你還是能找到一絲光的那種韌性。


73歲的朴槿惠:

歸來已不是王者

2021年12月31日,文在寅宣佈特赦朴槿惠。官方理由是促進國民團結,但真正促成這個決定的,是她觸目驚心的健康狀況——再關下去,這位前總統可能真的會死在牢裡。

出獄後的朴槿惠,沒有回首爾,而是選擇回到故鄉大邱,住進一棟佔地1676平方公尺的別墅。房子是她多年的律師柳榮夏幫忙張羅的,柳榮夏比她小10歲,兩人認識近30年。在她入獄期間,他是唯一一個她願意見的人。每個月探監、帶書帶吃的、幫她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外界把柳榮夏稱為朴槿惠的「藍顏知己」。他沒結婚、沒孩子,就這樣默默守在她身邊。房子是他墊的錢,她的生活他打理,外出他陪著。有人說他傻,有人說他圖什麼,但28年了,他一直在。

朴槿惠現在的生活很簡單。每天凌晨四點半起床,寫兩個小時毛筆字,內容多是《出師表》。然後讀英文簡報,看看新聞。天氣好的時候在院子裡遛彎、打理花草,晚上八點睡覺。

她說她再也不會從政了。2024年2月的回憶錄發布會上,500人到場,她講了90分鐘,明確說:「我已經離開,不會再從政了。」

73歲的朴槿惠,無兒無女,身邊最親近的就是這個比小她10歲的男人。她失去了親人、失去了權力、失去了健康和住所,但最終還是在大邱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歸宿。

如今的她,偶爾出門散步,偶爾去教堂,偶爾去一家熟悉的豬皮小店吃飯。她每天清晨會在書房裡提筆寫字,寫完就燒掉。沒人知道她寫了什麼——是懺悔,是憤怒,還是對過往的告別?

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這個女人還活著。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她還活著。


寫在最後:關於「女性力量」這件事

很多人喜歡把朴槿惠的故事講成政治悲劇,講成權力腐敗的警示。但我今天不想講這些。

我想講的是,這個女人身上那種讓人既敬畏又心疼的力量。

她22歲失去母親,27歲失去父親,一輩子沒有愛情、沒有婚姻、沒有孩子。她被人刺傷過臉,被人背叛過信任,從總統變成階下囚,在12坪的牢房裡吃了5年泡麵,凍到半夜醒來無法入睡。

但她沒有自殺。她沒有瘋掉。她甚至還能笑著出現在發布會上,說自己要「穿過黑暗走向未來」。

這不是什麼「偉大的政治家」,這是一個女人用盡全身力氣,把自己從泥沼裡一點一點拔出來的故事。

朴槿惠這輩子最大的悲劇,不在於她坐了牢,而在於她從來沒有真正為自己活過。22歲那年她寫下「割捨個人夢想」的時候,就註定了她這一輩子都活在別人的期待裡——父親的期待、國家的期待、支持者的期待。她把「自己」完全凍結了,凍成了那個永遠冷靜、永遠優雅、永遠不動聲色的「冰公主」。

但冰終究會融化。融化的時候,她才發現自己裡面早就空了。

這樣的人生,值不值得?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73歲的朴槿惠,每天凌晨四點半起床寫字、讀書、在院子裡散步,過著她這輩子最平靜的日子——這或許是她唯一能為自己做的事了。

而我們這些旁觀者,與其去評判她的對錯,不如好好想想:如果你的人生也被奪走了一切,你還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嗎?

這才是朴槿惠這個故事,真正讓人難以入睡的地方。

Monday, June 8, 2026

國際義人:威爾姆·霍森菲爾德: Wilm Hosenfeld (1895-1952)

 國際義人:威爾姆·霍森菲爾德:

Wilm Hosenfeld (1895-1952)

拯救了波蘭鋼琴家: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 Władysław Szpilman (1911-2000)


德國國防軍上尉軍官,納粹黨員。二戰期間,霍森菲爾德私下幫助了至少60名的波蘭猶太人,其中最知名的是在華沙起義期間拯救了瀕臨死亡的波蘭猶太裔鋼琴家及作曲家華迪史洛·斯皮爾曼。電影《戰地琴人》(Pianist,2002年)改編自華迪史洛·斯皮爾曼的同名回憶錄,片中描繪了歐森菲德救援斯皮爾曼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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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納粹軍官在廢墟中發現了一個飢腸轆轆的猶太人,便問他是做什麼的。 「我是個鋼琴家,」那人低聲說。接下來發生的事成為了電影史上最令人難忘的場景之一——但真實的故事更令人心碎。


1944年11月,波蘭華沙。這座城市宛如一座墳場。華沙起義已被鎮壓。建築物只剩下殘垣斷壁。街道一片寂靜,只有風吹過瓦礫的聲音。


一名名叫威爾姆·霍森菲爾德的德國國防軍軍官正在搜查一棟被摧毀的建築,突然聽到一陣聲響。


有人藏在廢墟裡。霍森菲爾德拔出武器,大聲喊道。一個男人走了出來──骨瘦如柴,全身骯髒,驚恐萬分。他是波蘭猶太人,已經躲藏了數月,正在慢慢餓死。


那一刻,霍森菲爾德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全副武裝,身著軍裝,是佔領軍的一員。眼前這個人被通緝、被追捕,只因為他的存在就被判死刑。


霍森菲爾德問他:“戰前你是做什麼的?” 那人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我是個鋼琴家。” 霍森菲爾德看著他,然後做了一件令人費解的事。


他帶著這個飢腸轆轆的男人穿過廢墟,來到一間擺放著一架破舊鋼琴的房間。“彈一曲吧。”


鋼琴


這人名叫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Władysław Szpilman。他曾是波蘭最著名的鋼琴家之一——在音樂廳演出,在電台廣播,過著與音樂和藝術相伴的生活。


如今,他骨瘦如柴,全身蝨子,像牲畜一樣被追捕。他的手指僵硬,營養不良,虛弱無力。他幾乎站不穩。


但他還是坐在那架破舊的鋼琴前,開始彈奏。


蕭邦,升C小調夜曲。


樂聲飄蕩在殘垣斷壁間,飄蕩在華沙的灰燼中,飄蕩在文明的廢墟裡。


一位身著德意志國防軍灰色制服的德國軍官靜靜聆聽。一位波蘭猶太人在一架破損的鋼琴前彈奏。


幾分鐘內,戰爭彷彿消失了。樂聲結束時,霍森菲爾德做出了他的決定。“我會幫助你活下去。”


秘密

大多數人不知道──電影《鋼琴家》也沒有完全展現──這並非霍森菲爾德Hosenfeld第一次行善。只不過,這是最有名的一次。


威爾姆·霍森菲爾德Wilm Hosenfeld 於1940年抵達華沙。他來自德國的一個小村莊,是一名教師。他信奉責任、秩序和為國效力。


然而,他在被佔領的華沙所目睹的一切,徹底粉碎了他的所有幻想。


他親眼目睹孩子們因偷麵包而被槍殺。他看到一家家在半夜被從家中拖走。他目睹了人類尊嚴被系統性地摧毀。他內心深處的某些東西破碎了。不是走向絕望,而是走向反抗。


他從一些小事做起。偷偷給飢餓的家庭送食物。 「遺失」逮捕令。放任偽造的工作許可證通過他的辦公桌。然後,他變得更加大膽。


他走在華沙黑暗的街道上,挨家挨戶敲門,低聲警告:“他們今晚會來抓你。現在就離開。”


他利用自己的身分作為掩護——將猶太家庭藏在儲藏室裡,破壞他本應監督的行動。他穿著敵人的製服。但他卻在做救世主的工作。


到1944年,霍森菲爾德已經救了數十人。也許更多。確切的數字永遠無法得知。他們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記得:“一位好心的德國軍官,幫忙。”


然後,他找到了斯皮爾曼。


生存

霍森菲爾德聽過斯皮爾曼的演奏後,便定期帶著食物、水和毯子來探望他。


他告訴斯皮爾曼蘇軍的推進路線,哪裡可以安全藏身,以及如何生存到解放。史皮爾曼飢寒交迫,絕望至極。霍森菲爾德讓他活了下來。


1945年1月,隨著蘇聯紅軍逼近,德軍撤退,霍森菲爾德最後一次來到這裡。


他把自己的外套——一件德軍的軍服——給了斯皮爾曼,讓他保暖。然後,他便消失在戰爭之中了。


斯皮爾曼活了下來。他被蘇軍解放。雖然骨瘦如柴,但還活著。他能活下來,是因為一位德國軍官選擇了仁慈而非服從命令。


不公

1945年1月,蘇軍解放了華沙。他們還俘虜了一些德軍士兵。其中包括威爾姆·霍森菲爾德。


蘇聯人看到的不是一個多年來致力於拯救猶太人的男人。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國防軍軍官。敵人。壓迫者。納粹。


霍森菲爾德被送往蘇聯勞改營。


史皮爾曼為了報答救命恩人,竭盡全力尋找他。他查閱戰俘名單,詢問蘇聯當局,甚至苦苦哀求。他始終找不到他。


蘇聯方面拒絕透露德國戰俘的資訊。

歲月流逝。斯皮爾曼繼續尋找。


1950年,霍森菲爾德設法透過一名獲釋的波蘭戰俘偷運了一封信。這封信送到了斯皮爾曼手中。


霍森菲爾德還活著。奄奄一息。被囚禁在蘇聯勞改營。身患重病。瀕臨絕望。


斯皮爾曼加倍努力。他聯繫了所有能聯絡到的人。他作證證明霍森菲爾德的品格。他提供了證據。但這都無濟於事。


1952年8月13日,威爾姆·霍森菲爾德死於蘇聯戰俘營。享年57歲。


這位曾拯救數十名猶太人的英雄,最後卻死在了戰俘營裡。人們只看他的軍裝,不看他的所作所為。


尋覓

斯皮爾曼從未停止緬懷這位救命恩人的努力。他撰寫關於霍森菲爾德的文章。他講述他的故事。他為霍森菲爾德爭取應有的認可。1958年,他出版了回憶錄《鋼琴家》。他描述了那位在廢墟中發現他、讓他彈鋼琴並救了他一命的德國軍官。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知道霍森菲爾德的全名。他從未有機會好好地感謝他。


幾十年過去了。隨著檔案解密和倖存者講述他們的故事,威爾姆·霍森菲爾德的全貌逐漸浮出水面。他不只是救了斯皮爾曼的軍官。他救了數十人。他花了四年時間秘密對抗他所效力的政權。


他死後被發現的日記揭示了他的人生哲學:“我希望將來能夠站在上帝面前,說我盡我所能地幫助了別人。”


2002年,羅曼波蘭斯基執導了電影《鋼琴家》。霍森菲爾德邀請斯皮爾曼彈琴的場景成為了影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片段之一。


數百萬觀眾見證了一位德國軍官拯救一位猶太鋼琴家的故事。


但大多數人卻從未了解霍森菲爾德之後的遭遇。


榮譽的授予

2009年7月19日威爾姆·霍森菲爾德在蘇聯集中營去世57年後,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亞德瓦謝姆——追授他「國際義人」稱號。


這是授予在大屠殺期間拯救猶太人生命的非猶太人的最高榮譽。


他的子女,如今已年邁,代他接受了這份榮譽。


弗拉迪斯瓦夫·斯皮爾曼於2000年去世——比霍森菲爾德獲得正式認可早了九年。他花了48年時間努力表彰這位救命恩人,卻始終未能親眼見證這一刻。


但榮譽終究到來了。雖然遲了些,但終究到來了。


如今,霍森菲爾德的名字被列入亞德瓦謝姆Yad Vashem的「國際義人」名單。他的日記已被出版。他的故事被列入學校的課程。


電影《鋼琴家》中的鋼琴場景已被數百萬觀眾觀看。


教訓

威爾姆·霍森菲爾德的故事提出了一個最困難的問題:當你發現自己站在錯誤的一邊時,你會怎麼做?


他曾是納粹佔領下的波蘭的德國士兵。他身穿壓迫者的製服。他曾是德國國防軍的一員。


每一天,他都選擇仁慈而非服從命令。他本來可以什麼都不做。大多數人甚麼都沒做。那樣更容易,也更安全。


他本來可以擁抱納粹的意識形態。有些人確實這樣做了。他們得到了回報。


然而,他卻冒著生命危險——多年來一次又一次——去拯救那些被他的政府判處死刑的人。他藏匿他們。給他們食物。警告他們。保護他們。


當他被「解放者」俘虜時,他們評判他的是他的製服,而不是他的良心。他死在了監獄裡。在世人正式承認的五十七年前,他已是一位英雄。


但真正重要的是:霍森菲爾德並非為了博取名聲而行。他這樣做是為了「在上帝面前問心無愧」。


他死於蘇聯勞改營,但他死時知道自己已盡力幫助他人。


那些因他的製服而對他妄加評判的蘇聯衛兵已被世人遺忘。那些擁抱納粹意識形態的德國軍官已被歷史譴責。


這位身著不合時宜的制服卻選擇了正確道路的教師,被尊為「國際義人」。


環境決定了我們的穿著。我們決定了我們是誰。


威爾姆·霍森菲爾德1895-1952

德國國防軍軍官。曾任教師。在被佔領的華沙,他救了數十名猶太人的生命。


在廢墟中發現了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並請他彈奏鋼琴。他一直照顧斯皮爾曼直到他被解放。


被蘇聯紅軍俘虜。死於蘇聯勞改營。人們只根據他的軍裝而非他的所作所為來評判他。


在他去世57年後,人們仍然緬懷他。被授予「國際義人」稱號。“我希望能夠站在上帝面前,坦然地說,我盡我所能地幫助了別人。”


一個普通人。錯誤的軍裝。正直的良心。死於獄中。被銘記為英雄。


https://youtu.be/n_w-Jilid2M?si=_iU-VAbpOFswQPNX



A Nazi officer found a starving Jew hiding in ruins and asked what he did. "I am a pianist," the man whispered. What happened next became one of cinema's most unforgettable scenes—but the real story is even more heartbreaking.


November 1944. Warsaw, Poland.


The city was a graveyard. The Warsaw Uprising had been crushed. Buildings stood as skeletal ruins. The streets were silent except for the wind moving through rubble.


A German Wehrmacht officer named Wilm Hosenfeld was searching a destroyed building when he heard a noise.


Someone was hiding in the ruins.


Hosenfeld drew his weapon and called out.


A man emerged—skeletal, filthy, terrified. A Polish Jew who'd been hiding for months, slowly starving to death.


In that moment, Hosenfeld had complete power. He was armed. In uniform. The occupying force.


The man before him was wanted, hunted, condemned to death simply for existing.


Hosenfeld asked him: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e war?"


The man's voice was barely a whisper.


"I am a pianist."


Hosenfeld looked at him. Then did something incomprehensible.


He led the starving man through the ruins to a room with a battered piano.


"Play something."


THE PIANO


The man's name was Władysław Szpilman. Once, he'd been one of Poland's most celebrated pianists—performing in concert halls, broadcasting on radio, living a life of music and art.


Now he was skeletal, lice-ridden, hunted like an animal.


His fingers were frozen. Weak from malnutrition. He could barely stand.


But he sat at that ruined piano and began to play.


Chopin. Nocturne in C-sharp minor.


The music drifted through the destroyed building. Through the ashes of Warsaw. Through the ruins of civilization.


A German officer in Wehrmacht grey stood listening.


A Polish Jew at a broken piano played. For a few minutes, the war disappeared. When the music ended, Hosenfeld made his decision.  "I will help you survive."


THE SECRET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what the film "The Pianist" doesn't fully show—is that this wasn't Hosenfeld's first act of mercy.


It was just the most famous one.


Wilm Hosenfeld arrived in Warsaw in 1940. He was a schoolteacher from a small German village. He believed in duty, order, serving his country.


But what he witnessed in occupied Warsaw shattered every illusion.


He watched children shot for stealing bread.


He saw families dragged from their hom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 witnessed the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human dignity.


And something inside him broke.


Not toward despair. Toward rebellion.


He began small. Slipping food to starving families. "Losing" arrest warrants. Allowing forged work permits to pass his desk.


Then he became bolder.


He walked the dark streets of Warsaw, knocking on doors, whispering warnings: "They're coming for you tonight. Leave now."


He used his rank as a shield—hiding Jewish families in storage rooms, sabotaging the operations he was supposed to oversee.


He was wearing the uniform of the enemy.


But doing the work of a savior.


By 1944, Hosenfeld had saved dozens of people. Maybe more. The exact number will never be known.


Most of them never learned his name. They just remembered: "a kind German officer who helped."


And then he found Szpilman.



THE SURVIVAL


After hearing Szpilman play, Hosenfeld returned regularly with food, water, blankets.


He told Szpilman where Soviet troops were advancing. Where it was safe to hide. How to survive until liberation.


Szpilman was starving. Freezing. Hopeless.


Hosenfeld kept him alive.


In January 1945, as the Soviet Red Army closed in and German forces retreated, Hosenfeld came one last time.


He gave Szpilman his coat—a German Wehrmacht coat to keep him warm.


Then he disappeared into the war.


Szpilman survived.


He was liberated by Soviet forces. Emaciated but alive.


He lived because a German officer had chosen mercy over orders.


THE INJUSTICE


January 1945. The Soviets liberated Warsaw.


They also captured German soldiers.


Including Wilm Hosenfeld.


The Soviets didn't see a man who'd spent years saving Jews.


They saw a Wehrmacht officer.


Enemy. Oppressor. Nazi.


Hosenfeld was sent to a Soviet labor camp.


Szpilman, desperate to repay the man who'd saved his life, tried everything to find him. He searched prisoner lists. He asked Soviet authorities. He begged for information.


He couldn't locate him.


The Soviets wouldn't release information about German POWs.


Years passed.


Szpilman kept searching.


In 1950, Hosenfeld managed to smuggle out a letter through a released Polish prisoner. The letter reached Szpilman.


Hosenfeld was alive. Barely. Imprisoned in a Soviet camp. Sick. Losing hope.


Szpilman redoubled his efforts. He contacted everyone he could. He testified about Hosenfeld's character. He provided evidence.


It didn't matter.


On August 13, 1952, Wilm Hosenfeld died in Soviet captivity.


He was 57 years old.


The man who'd saved dozens of Jews died in a prison camp.


Judged by his uniform, not his actions.


THE SEARCH


Szpilman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honor the man who'd saved him.


He wrote about him. He told his story. He fought for recognition.


In 1958, he published his memoir: The Pianist.


He described the German officer who'd found him in ruins, asked him to play piano, and kept him alive.


But even then, he didn't know Hosenfeld's full name. He'd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thank him properly.


Decades passed.


Slowly, as records were declassified and survivors shared stories, the full picture of Wilm Hosenfeld emerged.


He wasn't just the officer who'd saved Szpilman.


He'd saved dozens of people.


He'd spent four years conducting a secret war against the regime he was serving.


His diary, recovered after his death, revealed his philosophy:


"I want to be able to stand before God and say I helped when I could."


In 2002, Roman Polanski directed the film adaptation of The Pianist. The piano scene—Hosenfeld asking Szpilman to play—became one of cinema's most powerful moments.


Millions of people watched a German officer save a Jewish pianist.


But most never learned what happened to Hosenfeld after.


THE RECOGNITION


July 19, 2009.


Fifty-seven years after Wilm Hosenfeld died in a Soviet prison camp, Yad Vashem—Israel's Holocaust memorial—posthumously honored him as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Saturday, June 6, 2026

皮衣刀客的基因密碼

 皮衣刀客的基因密碼:黃仁勳的成功,其實早在台南這家裡埋下伏筆


很多人都認識黃仁勳,但很少有人真正聊過他背後的家庭,那個藏著他成功密碼的地方。


1949年,有個叫黃興泰的浙江青田孩子,跟著父親來到台灣。


16歲那年,他考進成功大學化工系,成了校園裡的傳奇。


八個學期,他拿了七次第一名,成績好到讓人難以置信。


在校期間,他到台南一戶皮革商人家裡當家教,認識了雇主家的大小姐羅采秀。


兩人一見鍾情,後來結了婚,在台南生下一個孩子,取名黃仁勳。


或許是母親家族做皮革生意的緣故,黃仁勳從小就對皮衣有種特殊偏愛。


後來他成了科技圈的「皮衣刀客」,這習慣,大概就是從小埋下的種子。


更有意思的是,羅采秀出身台南水仙宮的望族羅家,一門出了不少厲害人物。


羅家第二代有12個孩子,羅采秀是最小的妹妹,而大哥羅伯沐,就是AMD執行長蘇姿豐的外公。


也就是說,黃仁勳其實是蘇姿豐的表舅,兩個半導體巨頭,原來是一家人。


當年的羅家,思想相當超前。


黃仁勳的外公更是學識淵博,在那個年代就有遠見,這樣的家庭氛圍,無形中影響了他的眼界。


父親黃興泰,用自己的言行教會他什麼是專注和堅持。


那種對學術的執著,對細節的要求,後來都成了黃仁勳做事的標準。


母親羅采秀,則給了他精明、務實的生活態度。


那種從商人家族帶來的敏銳,讓他在後來的創業路上,少走了很多彎路。


1963年,黃仁勳出生在台南,5歲時隨家人搬到泰國,9歲前往美國求學。


1993年,30歲的他在加州創立NVIDIA,從一間小公司開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AI晶片霸主地位。


很多人說他是天才,是趕上了AI時代的風口。


但只有真正了解他的家庭,才會明白,那些藏在血脈裡的特質,早就為他鋪好了路。


父親的聰明與學術底色,母親的精明與生活韌性,外公家族的眼界與格局。


等到時代機會來臨,這些力量被一起激發,最後成就了今天的黃仁勳。


其實遺傳這件事,真的很奇妙。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藏著父母和家族的影子。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性格、習慣,也許在某一天,就會成為改變人生的關鍵。


你覺得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你身上有哪些來自父母的特質,後來幫助了你?

Tuesday, June 2, 2026

白雲蒼狗——群組閑聊 TT

白雲蒼狗!請看這張圖片!


我不懂「蒼狗」,但是眼見的似乎是更多的白綿羊閒臥浮雲,飄遊四海。或許是老花眼吧?


也真是的,從「白雲蒼狗」一下變成「白雲綿羊」,可見世事變化多麼無常啊!


 「白雲蒼狗」這句成語出自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詩作《可嘆》。原意是用天上雲朵瞬息萬變的型態,比喻世事無常、變化莫測。典故來源這句成語出自杜甫的詩句:「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


以下的補充,是我胡思亂想加入的,有別於AI的答案:


杜甫處於安史之亂年代,顛沛流離,所以他在春望詩篇上有「國破山河在」之詞句,當時他常常挨餓無食(到這裡,我的敘述都是真的),


(以下純屬猜測):所以看到天上的白雲,就想到吃狗肉的快樂,(中國是吃狗肉的國家),所以用白雲蒼狗,形容看到白雲的快樂。哈哈哈。


原來 杜甫與濟公是同夥的?


Jean 真是有豐富的聯想力與幽默感。

杜甫的確吃過狗肉。但是並不能說他像濟公一樣愛吃狗肉。其實杜甫更喜愛吃魚。

蘇軾則基於仁愛之心極端反對吃狗肉。

受到日本俳聖松尾芭蕉基程達摩禪師的影響,也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少殺生只吃魚。


宋人蘇軾也是吃肉的美食家,他發明了「東坡肉」的做法,流傳至今。


至於唐人杜甫之死,唐代筆記記載,杜甫在湖南耒陽一帶遭洪水受困,多日未進食,獲救後,縣令送來肉和白酒,他大吃大喝,當晚去世。 


這些資料都是AI提供的,哈哈哈,看起來A I真是無所不能!

Saturday, May 30, 2026

聽「你喜歡、有回憶」的歌可以降低失智風險

 媒體報導台灣以前的副總統吳敦義與前總統馬英九已受失智症所困擾,而美國的前總統雷根與英國的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則已因失智症與巴金森症而往生多年,那麼,要怎麼樣預防呢?!


每天只要打開手機放幾首歌,失智風險竟然直接砍掉將近四成?沒錯,這招真的比吞一整櫃號稱能「補腦」的昂貴保健食品還有效。


很多長輩怕老了忘記自己、害怕大腦提早「強制登出」。殊不知,最便宜又強效的護腦處方,可能就藏在你每天都在滑的手機播放軟體裡。


澳洲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針對近 11,000 名 70 歲以上的長輩,進行了一項大型追蹤研究。結果發現,只要把聽音樂當成日常習慣,失智風險就能大幅降低 39%。如果你剛好還會玩點樂器,哪怕只是業餘隨便彈彈,大腦的狀態甚至能比實際年齡年輕 4.5 歲。


揪竟為什麼聽歌這麼神?🧠


醫學專家解釋,當我們聽見那些對自己「有意義」的音樂——例如你 20 歲時最愛聽的校園民歌、80 年代的老搖滾,或是當年約會時的流行歌,大腦的記憶與情感中心就會被強烈啟動。這就像是給逐漸生鏽的腦神經齒輪,重新上了頂級潤滑油。


更神奇的是神經傳導物質的變化。當大腦逐漸老化,多巴胺的分泌就像溜滑梯一樣往下掉,而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大腦更是極度缺乏多巴胺。研究發現,聽喜歡的音樂能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等於是幫自己隨身準備了一台免費的多巴胺提款機。


而且不用正襟危坐地聽,就算只是把音樂當成煮飯、掃地時的「背景音」,也一樣有保護認知功能的效果。


美國老年精神科醫師 David A. Merrill 更分享,許多原本已經嚴重失智、幾乎不再開口說話的患者,只要一聽到年輕時熟悉的老歌,竟然會奇蹟似地跟著哼唱起來。在臨床實證上,播放客製化的懷舊歌單,甚至能幫助失智長輩減少 17% 的抗焦慮藥物使用。


不用強迫自己聽什麼高深的古典交響樂,重點是「你喜歡、有回憶」的歌。👉


下次去公園走路、在廚房備料,或是坐在沙發上發呆時,別再只讓電視播著新聞台了,把手機裡的懷舊歌單放出來吧。如果能一邊聽歌一邊散步,護腦效果還會翻倍。


健康,是我們能送給家人最不花錢的禮物。今天就幫家裡長輩的手機設定好他們當年最愛的歌單,這篇也一定要轉傳給另一半、還有身邊 40 歲以上的朋友,今晚就先把愛歌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