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文章分享—— 從一管水彩開始：石川欽一郎、藍蔭鼎與台灣美術的啟蒙時代 那年春天，宜蘭羅東公學校迎來了一位特殊的訪客。 五十三歲的石川欽一郎站在展板前，看著那些懸掛的學生作品，目光忽然停在幾幅水彩畫上。畫的是羅東街頭常見的景象——土角厝、竹林、牛車、遠山。筆觸樸拙，卻有種說不出的真摯。他轉頭問校長：「這是誰畫的？」 二十一歲的年輕教員藍蔭鼎被喚到面前，忐忑地低著頭。石川看了他一眼，只說了一句話：「這是個有將來性的人。」 就這一句話，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也牽動了台灣美術史的走向。 為什麼是水彩？ 若要書寫台灣美術運動的故事，或許該從一管水彩顏料說起。 水彩這門藝術，從英國飄洋過海，先到了日本，又隨石川欽一郎來到了台灣。它不像油畫那樣需要繁複的畫布、畫框、溶劑，也不像水墨那樣需要經年累月的筆墨功底。一管顏料、一支畫筆、一張紙，再加上一罐水，就能開始作畫。 但水彩的「簡便」，只是它成為啟蒙媒介的表層原因。更深層的原因，藏在那個時代的教育改革裡。 一九一二年，台灣總督府修改公學校規則，圖畫科首次正式納入初等教育架構。在此之前，台灣傳統文人學的是筆墨韻趣的南畫，師承多來自福建來台的流寓畫家。但新式教育帶來了新觀念：繪畫不再是文人雅士的閒情逸致，而是每個學童都該接受的美育。 石川欽一郎就在這個時刻來到台灣。他教的不只是技法，更是一種觀看的方式——「寫生」。 「寫生」二字，今天聽來平淡無奇。但在那個時代，這是革命性的觀念。過去的畫家畫的是胸中丘壑，是傳統筆墨裡的山水意象；石川卻帶著學生走到戶外，看著真實的風景下筆。他教他們觀察台灣特有的強烈光線、濃豔色彩、粗獷線條。他說：「比起京都的優雅，台灣顯得粗獷豪野了許多。由於色彩濃豔、光線強烈致使輪廓線也增強明朗。」 這就是水彩的第二層意義：它是一種「在路上」的藝術。水彩畫家必須帶著畫具四處旅行，在光線變化之前快速捕捉眼前的風景。石川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他當過陸軍通譯官，去過天津、滿洲、歐洲，最後落腳台灣。他把這種「寫生旅行」的傳統帶給了學生——倪蔣懷在火車上速寫乘客，藍蔭鼎在朝鮮大同江畔描繪練光亭，陳英聲在滿洲的田野間留下水彩紀錄。 還有第三層原因，是台灣這座島嶼本身給出的答案。台灣氣候潮濕多雨，水彩的特性——流動、透明、瞬息萬變——恰好與這片土地的自然景觀相互呼應。雨後的街道、晨霧中的田園、夕照下的淡水河，水彩能夠捕捉那種水氣迷濛的氛圍，這是油畫難以企及的。有人說，水彩是為台灣而生的媒材。 從英國到台灣：透納的影子 說到英國水彩，不能不提一個人——約瑟夫·馬羅德·威廉·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這位十九世紀的英國畫家，被譽為「真正使英國風景畫擺脫荷蘭、法國或義大利繪畫影響而走上自己獨立道路」的藝術家。他畢生追求描繪光與空氣的震顫，尤其擅長表現水氣瀰漫的氛圍。他的水彩畫，常常先畫動態的雲層，再用暖色填補留白，最後增補細節，營造出戲劇性的光影效果。 但石川從透納那裡吸收的是技法，而不是浪漫主義的激情。他不追求那種磅礡的、近乎神秘的戲劇性；他要的是透明、流動、輕盈的筆觸，是讓光線穿透紙面、讓色彩在水份中自然暈染的工夫。 石川真正做的，是把英國水彩的透明技法，嫁接到日本南畫的筆墨氣息上。所謂日本南畫，源自中國的文人畫傳統（尤其是南宗畫），傳入日本後逐漸本土化，成為日本畫的重要流派之一，強調筆墨韻味與詩意境界。石川的《山紫水明帖》是一個有趣的例子：技法上是西式水彩，裝幀卻是漢式冊頁；描繪台灣風景時，筆觸粗獷、色彩濃厚，卻又帶著日本南畫的文人氣息。西式技法、漢式冊頁、日式意境——這其實已經是一次跨文化混血。 台灣水彩從一開始，就不是單一血統。而這個混血的傳統，將在藍蔭鼎手中開出更燦爛的花朵。 藍蔭鼎：從羅東到世界 藍蔭鼎是石川欽一郎最得意的門生，也是最特別的一個。 他出身羅東貧農之家，父親是前清秀才，自幼跟著父親學水墨。十八歲從公學校畢業後，回到母校擔任美術教員。若不是那場畫展，若不是石川那雙慧眼，他或許終其一生都是羅東鄉間的小學老師。 一九二四年拜師之後，藍蔭鼎每個月從羅東搭火車到台北，跟石川學畫一天。石川不僅教他技法，更教他看見自己腳下的土地——宜蘭的田園、竹林、廟口、牛車，這些他從小看慣的風景，原來都可以成為藝術的主題。 一九二七年，藍蔭鼎以描繪故鄉的《北方澳》入選第一回台灣美術展覽會。一九二九年，作品《街頭》入選日本帝展。一九三二年，他成為日本水彩畫會會員。一個羅東鄉下的孩子，就這樣站上了國際舞台。 但藍蔭鼎沒有停留在老師的影子裡。 石川教給他英國透明水彩的技法，他卻在中年之後，大膽地將自幼學習的中國水墨融入創作。他開始用毛筆代替水彩筆，將水墨中的點、挫、提等筆法，加上水墨韻染的層次感，賦予單純的水彩更深厚的中國意境。他畫竹林，用的是水墨的線條；他畫廟口，用的是水彩的光影。東與西、古與今、傳統與現代，在他的筆下融為一體。 一九四一年，他做了一個深情的決定：改名為「石川秀夫」（Ishikawa Hideo）。將恩師的姓氏融入自己的名字，是對那位引路人的最高敬意。 一九七一年，歐洲藝術評論學會與美國藝術評論學會聯合評選第一屆「世界十大水彩畫家」，藍蔭鼎名列其中。從羅東到世界，他走了四十七年。但若沒有一九二四年春天的那場相遇，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薪火相傳：那些被點亮的靈魂 石川欽一郎在台灣二十七年，點亮的靈魂不只藍蔭鼎一個。 倪蔣懷是石川在台灣的第一個學生。他的繪畫天份極高，原本企盼赴日本深造，石川卻力勸他留下來。當時台灣美術尚處啟蒙階段，需要有穩固的經濟後盾來支持整體發展。倪蔣懷聽從師命，投身礦業，事業之餘不忘作畫，更獨資創辦「台灣繪畫研究所」，成為台灣企業贊助藝術的先驅。石川播種，他澆灌——洪瑞麟、張萬傳等第二代畫家，都是透過這個研究所接受啟蒙。 陳澄波在台北國語學校第一次接觸石川的西洋美術課程。對於出身清寒的嘉義青年來說，石川的教導讓他看見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原來故鄉的街景、廟宇、田園都可以成為藝術的主題。將近三十歲時，他赴日留學，一九二六年以《嘉義街外》成為首位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籍畫家。從嘉義子弟到台灣油畫第一人，這段傳奇的起點，正是石川欽一郎。 李澤藩跟著石川從新竹搭台車到苗栗大湖寫生。一路上，石川只要看到美景就拿出小速寫本隨手勾勒。後來李澤藩才明白，老師平時強調的「形、色、遠近都要深刻觀察」不是空話，而是幾十年功力的體現。 還有陳植棋、李石樵、李梅樹、廖繼春、張萬傳……幾乎所有日治時期第一代台灣西洋畫家，都曾受過石川的教導與協助。他們在赴日學成後歸國，成為台灣美術界的中堅分子。 從一管水彩開始 回望這段歷史，忽然覺得很有意思。 一切的起點，不過是一管水彩顏料、一支畫筆、一張紙。一個日本畫家帶著這些簡單的工具來到台灣，教一群台灣孩子如何看見自己腳下的土地。那些孩子長大後，又教給更年輕的孩子。一百年後，水彩已經成為台灣美術教育中最基礎、最普及的媒材。 石川欽一郎離開台灣時，學生們為他成立「一廬會」（Ichirokai）。藍蔭鼎改名「石川秀夫」時，把恩師的姓氏刻進自己的生命裡。倪蔣懷創辦繪畫研究所時，傳承的是老師「要有經濟後盾才能發展美術」的遠見。 這是一個善的循環：老師播下種子，學生負責澆灌，最後長成一片森林。而這片森林的根，就扎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如果有一天，你經過羅東的某條小巷，看見一個孩子在路邊用水彩畫畫——畫的是他家的老房子、門前的竹林、遠處的山影——請記得，一百年前，也有一個宜蘭孩子這樣畫過。他的老師站在身後，說了一句改變他命運的話： 「這是個有將來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