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開路先鋒
雖然歷史沒有what if，但是從頭覆按時，關鍵時刻若作出不同決定……？細思極恐。
「如果沒有台積電，2026年以後，所有的自動駕駛都會不見。」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今春台大EMBA演講時，描述一個不能想像的世界。何僅自動駕駛會不見，蘋果手機升級也沒辦法那麼快，AI可能仍只存在科幻電影裡。
「如果沒有台積電……」，人類文明史會改寫。
台積電現在似乎等同「張忠謀」三個字。他說，他建立台積電，充滿酸甜苦辣。他的酸甜苦辣中沒有多所著墨或者他不盡知道的是，當他還在美國「德儀」為自己墜落的職涯力挽狂瀾時，貧困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憑藉海內外幾個人的毅力，以莫名的信心，克盡萬難說服立委、建立工研院體制、擠出鉅款，派出四十多位工研院同仁去美國半導體大廠RCA付費學習（不是川普說的「偷」），1976年起連續三年，每年付給RCA一百萬美元。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群平均二十八歲的台灣工程師，回來試產，良率就超過美國師父，RCA驚訝之餘，想把這座台灣第一家半導體示範工廠買下。
當年如果賣了，後來就沒有聯電、台積電及一連串科技大廠，這些如地殼運動一般一個一個拱起、聳立、綿延的護國山脈了。
RCA想把工研院第一座示範工廠買下，並聘用全數員工，這是很好的條件，也是對台灣才剛踏入半導體的成績很大的肯定。工研院時任院長方賢齊在工研院成立二十五周年時回憶此事，坦言「當時很多人很心動」。怎能不心動呢？七、八○年代，台灣面對聯合國、美、日、韓接二連三的背棄，如翻騰在巨浪的孤舟，當時很多人千方百計移民，第一目標就是美國──流著奶與蜜的夢土。何況台灣這座官方出資的工廠，只是「示範」，還常遭杯葛，充滿不確定性，若見好就賣給美資，豈不甚好？
但是，這第一座半導體廠的第一位廠長史欽泰卻有不同看法。他一向溫良恭儉讓，那天卻罕見地以沉重語氣告訴方賢齊：「如果把這座廠賣給美國人，我當年回台灣貢獻國家IC（積體電路）計畫的意義就沒有了，我會辭職。」他明確表示不會跟著工廠轉移到RCA旗下去。
方賢齊很感動，另一方面也覺得「當頭棒喝」。是啊，我們所為何來？只是要做一家工廠賣掉？還是要為台灣發展產業、提升台灣電子業？政府派人赴美學習半導體技術的初衷是什麼？
史欽泰孤臣孽子的心情，敲醒了正作著「美」夢的人。
史欽泰，台糖子弟，高雄茄萣漁村之子，在美國普林斯頓以全額獎學金拿到博士學位後，在聖地牙哥一家電腦公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是，「我一心一意要回台灣」。他必須回來，因為他要直面自己的土地、回答自己：「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1969年他赴美留學，1970年日本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1972年美國將二戰後占領的「琉球群島」（含釣魚台列嶼）交給日本，掀起華人憤怒。普林斯頓台灣留學生組成「保釣行動委員會」，聲量很大，是保釣大本營之一。史欽泰雖未直接參加，但在同學聚會中，不斷聽到保釣運動的消息，群情沸騰，而他相對沉默：「我從小個性就不會很強烈，沒有情緒。我碰到問題不會著急，不會生氣，我只是想：應該怎麼解決？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從此，「我能為台灣做什麼？」成為他一生的功課。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
史欽泰出生在台灣光復第二年（1946），當年年底，世界第一個電晶體誕生，而台灣的戰後嬰兒潮正才一個個呱呱墜地，赤腳長大。
史欽泰生長在漁村、蔗田，曾與阿嬤住在茄萣海邊，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一下雨，家家戶戶土糊的地都是黏黏的泥水。他小學三年級搬去父母住的台糖農場宿舍，上學必須搭乘台車，一搖一晃離開遼闊的蔗田，再走路到學校。
他台南一中畢業後，保送台大電機，北上租了一間兩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每天三餐最多十元，從未感匱乏。
畢業退伍，赴美深造。出國的那一年，正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那一年，而史欽泰才第一次搭飛機。他踏上美國的土地，正是晚上，燈火燦爛，他用shock（震撼）形容自己受到的衝擊：「美國怎麼這麼亮？」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我的故鄉，為什麼這麼暗？
當時台灣街燈不多，昏昏滅滅，連電扇也才普及不久。
史欽泰從未覺得自己貧窮，但踏上他鄉的第一步，他深深體會到，我們國家落後太遠了。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他本來拿到博士就想回台灣，他跟住在普林斯頓附近的潘文淵先生面談、討教。潘文淵是RCA研發主管，1974年被政府請回評估如何提升台灣電子業，他建議我們發展積體電路，並閉門在圓山飯店十天，替台灣擬出「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早上十一點交給經濟部長孫運璿，下午兩點就通過了，孫運璿並保證負責籌措一千萬美元經費。
「三不」之約
一個多月之後，就在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知名的「電子所」前身），這是後來驅動台灣電子業轉型的強勁引擎。
又過一個多月，孫運璿飛到美東，叩開潘文淵家大門，懇託他為台灣組成一個「科技顧問團」。潘⽂淵立刻請來在美七位華⼈專家，到家裡與孫運璿晤談，當天 ，台灣半導體史上居功厥偉的「技術顧問委員會」（TAC，Technical Advisory Council）就非正式地正式成立了。這真是超級效率。
這些科技顧問每周六到潘府聚會討論獻策，潘文淵並為大家擬定「三不」之約：
一，不拿台灣政府一毛錢。參加此事，是為國家，不是為錢。（潘文淵更決絕，從台灣決定派人去RCA學習之後，他即提早兩年自RCA退休以避嫌，潘夫人也辭去美國教職，伴他頻頻來回美台，她說「成全他的愛國心」。潘文淵即使退休後也未拿台灣一毛薪水。）
二，不能占用上班時間。大家必須用個人時間為台灣奉獻。所以，周末開會。
三，不能洩漏在職公司的機密。
這群科技顧問的「三不」原則，大公無私，讓自己既做母國義工，也未背叛美國雇主，忠義兩全。數十年來「三不」一以貫之，連在第二年才加入的重量級半導體專家、中研院院士虞華年去年九十歲回憶此事時，對「三不」仍然倒背如流，尤其強調：「你不能為錢而來。」
史欽泰是TAC在美面試的學人，他聽了潘文淵建議，先在美國工作汲取經驗，一年多後，知道台灣的IC計畫已確定，立刻辭職返台，連老家都沒回，直接進入工研院。
不進企業，留守工研院
史欽泰是第一波赴美RCA學習的十九人之一，他是製程部分領隊兼司機（只有他有留美經驗，會開車），同行的還有曾繁城、曹興誠、劉英達、陳碧灣、倪其良、戴寶通等人，這群不到三十歲的小伙子，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將成為未來台灣半導體界明星，而台灣從此將成為世界半導體界的喜馬拉雅山。史欽泰當然也沒想到他後來在電子所長任內、親手衍生出去的台積電，將成為全球半導體業的聖母峰，他國可望不可及。
工研院是孵育半導體業的溫床，更是台灣科技人才的養成地，它鄰近清華大學，大樹林立，現代化建築錯落其間，儼若一座大學城。當年這附近都是稻田，根據工研院二十五周年「回首來時路」的訪談，第一任副院長顧光復回憶他和經濟部次長張光世一起到新竹尋找工研院用地的時候，「走的是狹窄坎坷的田間小路，張光世還摔了一跤」。與史欽泰先後回台報到的同學章青駒在電子所成立三十周年受訪時，回憶對工研院第一印象，也恍若隔世：「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到新竹，走過一些從美國標準看來破破爛爛的建築，見了兩位穿著隨便的人事人員，這在當時讓我詫異極了。」
不僅地方破，薪水也爛。史欽泰生動地形容：「我在美國繳的稅，比工研院薪水還多。」他回台那年薪水一萬四，這已是相對高薪，一般教授才八千元。
史欽泰所為何來？
曾做過工研院董事長的張忠謀，在自傳中對工研院頗有一些「責之切」的批評，其中一點是：工研院的人只想做「研究人」，不想做「工業人」。
其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在工研院堅守二十七年的元老「老史」。史欽泰堅持不進企業，他以自己個性不適合為由，頑固地留守工研院，收入遠遠不如科技公司。
這是他的選擇。
「我不是只要做一家『企業』，我想做一個『產業』，我要做一個『生態系』。」史欽泰相信：「這才能確保國家獲利。」他認為台灣不僅要建立半導體業，整個電子業都應該要升級，他的夢想只能在工研院完成。
「半導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生態系」，聯電、台積電、台灣光罩、世界先進這些有上下游關係的上市半導體公司，都是先後自工研院衍生出去的，史欽泰是創建人、督導人、催生人。還有更多與工研院直接間接相關的公司。
他也帶領工研院著力個人電腦，電子、電信、通訊、航太、生醫。他興趣廣泛，喜歡跨領域，峰峰相連。而每次技術成熟、商機出來、民間搶入時，他就帶領工研院退出，他的名言是：「創新不易，策略性退出更難」，但唯有策略性退出，台灣中小企業才能一個個蹦出來，而工研院可把資源再投入新領域。
史欽泰是工研院年紀最輕、任職最久的院長，他在此落實夢想中的「科技桃花源」。
「桃花源不應該是遁世的，應該是現世的」，他不僅帶領同仁深耕研發，他還吸引外界有志之士進來，讓他們利用工研院的資源、光環，更快地實現科技理想。
「工研院沒有圍牆」，這個桃花源不會讓你找不到入口，史欽泰擔任院長時，建了開放實驗室及創新育成中心，史欽泰希望「這就是各種領域人才可以相遇、碰撞的平台，讓交流和火花自然產生」。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奠基者
人，有進有出。工研院成立五十年來，員工轉戰民間科技大廠的，至少兩萬人，「小魚進了大池塘立刻變大魚」，其中有一百多人出任科技大公司CEO或高階管理人員。此外，自1996年工研院育成中心成立以來，共有478家廠商進駐，其中三十一家在離開育成中心後成功進駐竹科、三十三家成功上市或上櫃。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史欽泰在院長任內，不斷提醒同仁：「工研院沒有『自己』。我們唯一的『自己』就是台灣。」廠商壯大，就是台灣壯大；廠商需要工研院，就是工研院的成就。
史欽泰認為工研院的角色就是：「成就廠商，幫助廠商成為明日之星。」
無名，無利，無我，有人因此認為工研院是「悲劇英雄」。對史欽泰來說，「無私」、「利他」是明確的自我定位。
史欽泰自美回台更新身分證時，工研院因是財團法人，戶政事務所在他的職業欄寫著「社會服務」，他覺得對極了：「是呀，工研院就是社會服務。」他很高興自己的工作是「社會服務」。
史欽泰堅守在工研院「社會服務」，全力貢獻科技業，沒有分到一張股票，甚至為了避嫌，在職期間也要求太太絕不能買股票，「因為我太了解這些產業，這有利益衝突」。他認為「錢夠用就好」。
他很富足，他擁有的最大「紅利」是：台灣半導體成為一個生態系完整的產業，台灣電子業從一般裝配升級到多項世界第一第二，這是台灣真正的用實力走出去。有什麼能比夢想實現更富足？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曾說，全球有兩個研究機構，世界應該重視：一個是德國的Fraunhofer Institute，另一個是台灣的ITRI，即工研院。
這應該是對工研院最大的肯定了。
史欽泰充滿感恩：「我的一輩子就是跟著台灣半導體業一起發展。」他說得太客氣了，他的主管胡定華，也是開創台灣半導體業的元老功臣，曾經讚美史欽泰：「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史欽泰是真正帶兵領將、創造契機的人。」
帶兵領將，他不罵人，不摔公文，工研院曾用「柔性革命」來形容史欽泰的領導風格及成就，而他把功勞推給每一位共同奮鬥的人：「我是偷懶的人，喜歡拉著大家一起做。」他認為，「我們的寶島變成閃亮的鑽石，是很多人的貢獻」，不是一個人。
曹操註《孫子兵法》：「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史欽泰印證了。
